永利游戏:厉以宁谈产权改革:国有企业行政干预太多

●国有资本配置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强化国资委对国有资本的配置权,而不再主管一个个国有企业。●国资委可设置若干个按一个行业或几个行业划分的国家投资基金公司,把现有的国有股划给某一个国家投资基金公司持有,作为该国家投资基金公司投入企业的国有资本,并根据该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派出董事会成员。●土地确权以后,农民得到了承包土地的经营权证,他们对可能发生的土地转包、租赁、入股退股纠纷等问题有了底线,即认为土地确权是对自身权益的维护,从而愿意以转包、租赁、入股等形式把土地流转出去。日前,着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教授在其新书《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发布会上结合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做了主题演讲。演讲中,厉以宁教授分别对国有企业改革、农村土地确权、小产权房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剖析。国有资本配置体制改革路径国企改革历来被看作“最难啃的骨头”,这次《决定》对国企改革也做出了部署。对于国企改革,厉以宁也说出了自己的改革设想。厉以宁认为,国有资本体制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国有资本配置体制,这是第一层次的体制;二是国有企业管理体制,这是第二层次的体制。两个不同层次的体制及其改革,不可混为一谈。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年内,我们所着手的有关国有资本体制的改革,基本上集中于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即属于第二层次的改革。国有资本配置体制的改革,即属于第一层次的改革,实际上并没有推进。国资委的主要任务放在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和监督方面。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国有资本配置体制改革被忽略了。因此,在现阶段谈到中国国有资本体制改革时,必须两个层次的改革一起进行,而且着重点应当放在第一层次的改革方面。厉以宁认为,从现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上说,国有企业的弊病或问题可以归纳为四点:第一,政府部门干预多,国有企业至今并未成为名副其实的市场经营主体,至多只能说是“不完全的市场经营主体”。第二,机制不灵活。这是政府部门干预多所造成的后果。在开始发现市场有上下波动的迹象时,国有企业无法适应情况的变化,必须经过烦琐的申请与有待上级批准的过程,等到获得批准时,已错过最佳机会。第三,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这一方面是由于国有股份制企业国家控股比例高,股东会无法召开或召开了也不起作用,董事会不起作用,独立董事起不了作用;另一方面还可能由于管理制度上仍存在过去一直遵循的做法,有的党委书记作为第一把手扮演着独断独行的角色。相应的,监事会也不能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第四,创新动力不足和创新能力弱。造成这种状况的最重要原因仍是国有企业因受体制和机制的束缚,不愿意自行决定从事较大的技术创新活动,也无权自行决定从事体制创新或管理创新的试验,一些企业高层认为无论是技术创新、体制创新还是管理创新都存在风险,他们怕承担责任,而且利益和责任通常是不对称的。“如果国有资本体制的改革仅仅停留于第二层次,而没有进而对第一层次,即国有资本配置体制进行认真改革,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很难有重要的突破,国有企业体制现存的弊病或问题还会继续存在。”厉以宁说。厉以宁指出,国有资本配置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强化国资委对国有资本的配置权,而不再主管一个个国有企业。他的初步设想是:首先,国资委只管国有资本的配置,负责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也就是负责国有资本的配置效率的提高。具体地说,国资委可设置若干个按一个行业或几个行业划分的国家投资基金公司,把现有的国有股划给某一个国家投资基金公司持有,作为该国家投资基金公司投入企业的国有资本,并根据该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派出董事会成员。如果某个国有企业是由不止一个国有投资主体投资组成的,则根据股权结构状况,由几家国家投资基金公司各自派出董事会成员。“这样就可以形成‘国资委——国家投资基金公司——国有企业’的体制。”在这种新体制之下,国资委是国家投资基金公司的主管,国家投资基金公司是国有企业的出资方。国有企业同其他股份公司一样,都是市场经营主体,企业与企业之间是公平竞争关系、合作伙伴关系。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所有制歧视、身份歧视不再存在。其次,国资委之下的各个国家投资基金公司,在把国有企业的国有股份纳入自己的资本总额的同时,对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状况进行清理、核实,对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也进行清理、核实。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转入对国有企业的资本运营的考核工作。考核工作是经常性的。主要考核的是该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状况。再次,国家投资基金公司在必要时,经过一定程序,经主管部门批准后,可以发行国家投资基金公司债券。这是国家投资基金公司为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率而需要新增国有资本时所筹集的。它们还本付息由发行债券的该国家投资基金公司负责。某个具体的国有企业在需要筹资时也可以发行本企业的债券,但这同某个国家投资基金公司发行的债券不是一回事。某个国有企业发行的债券的用途、还本付息由该企业负责,它同一般企业发行的企业债券是没有差别的。土地确权是新一轮农村改革的开始《决定》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厉以宁教授认为,土地确权将是当前中国新一轮农村改革的开始,将是打破二元结构的突破口。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户籍分为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化了,城乡也就被割裂开来了。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权利是不平等的,机会也是不平等的。在某种意义上,农民处于“二等公民”的位置。厉以宁指出,土地确权是保障农民权益的根本,首先是认定土地确权之后可以切实维护农民的财产权益。在土地集体所有的名义下,农民承包的土地和宅基地以及宅基地上的房屋,不管是祖辈留下的旧房屋,还是近些年来农民自己花钱新建或扩建的房屋,都不被承认是自有的房屋,更不必说自己多年劳动而使土地已经日益肥沃的承包农田了。政府和大企业如果决定占地拆房,农田承包户只得听从安排,让出承包地和宅基地,眼睁睁地看着宅基地上的老房新房一起被拆毁。而农民所得到的补偿费,远远低于市场价格。各地几乎都有农民抗占地、圈地和强拆民居的事件发生。农民的权益既得不到尊重,更谈不到合理的、充分的补偿。土地确权以后,农民得到了承包土地的经营权证,他们对可能发生的土地转包、租赁、入股退股纠纷等问题有了底线,即认为土地确权是对自身权益的维护,从而愿意以转包、租赁、入股等形式把土地流转出去。厉以宁表示,调研结果显示,土地确权在提高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是显着的、不容忽视的。第一,土地确权以后,农民的财产权明确了,农民的承包地、宅基地、宅基地上自建的房屋的权益得到了保障,他们生产经营的信心大增,他们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动力充沛,潜力得以发挥。第二,农民有了财产权,相应地就有了财产性收入。农民的财产分为两类:一是土地,包括承包地和宅基地,二是房屋,主要指在宅基地之上自建的房屋。承包地作为农民财产,给农民带来的财产性收入有:承包地的转包费、出租的租金、土地入股的分红、土地转让后的价款等。宅基地上自建的房屋作为农民财产,给农民带来的财产性收入有:房屋出租的租金、房屋转让后的价款等。如果农民外出务工,或经营商业,开店,开手工作坊,除了有工资或利润所得之外,家中的土地转包、出租或入股后,还可以获得转包费、租金、入股分得的红利;家中的房屋出租,可以获得房租。第三,农民在土地确权后,通过土地流转,从其他外出务工或经商的同村农民那里转包或租赁了土地,或用于扩大种植规模、养殖规模,或用于发展蔬菜、水果、花卉业,他们的收入增加了。第四,另一部分农民在把承包的土地转包、出租给别人,或把土地入股于农民专业合作社之后,有的在城市中打工或开店开作坊,建立小微企业,生意兴旺,收入较丰,于是把家属迁入城镇。农村中的房屋,或者仍留着,供回乡时暂住,或者租出去,获取租金。第五,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很大发展。这主要由于农民的财产权明确了,农民办好专业合作社的劲头充足,专业合作社的经济实力加强了,经营、管理都有改进。专业合作社在规范化的道路上壮大起来。这也增加了合作社社员们的收入。妥善处理农村“小产权房”近来,针对“小产权房”问题出现了许多争议,对此,厉以宁认为,应妥善处理农村“小产权房”。“‘小产权房’之所以出现,基本上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来探讨其原因。”厉以宁解释道。从需求方面分析,“小产权房”向谁销售?是向城镇居民销售,因为城镇的房价一再攀高,城镇中等收入阶层也难以购买,何况收入较低的家庭呢?此外,农村的“小产权房”除了充当一些城镇居民的第一套房,还有作为城镇居民第二套房的,总之,对“小产权房”的民间需求是旺盛的。从供给方面分析,“小产权房”来自何处?较多的是农民在分给自己的宅基地上所建的房屋,这些房屋按规定是不许出售给外地人的,但农民违背了规定,把这样的房子当作了生财之道。对于“小产权房”,目前采取的主要对策是取缔和勒令收回。措施是刚性的,不容许讨价还价。但在实施时,往往遇到困难,只得拖延下来。例如,强制废除当初供需双方签订的“小产权房”交易合同容易,但把住户赶走,却十分困难。又如,刚签好“小产权房”交易合同,需求方已付房款,但尚未迁入居住,交易合同停止执行,需求方要求供给方退回购房款,供给方已把房款移作他用,还不出钱,或不愿还钱,怎么处置又是一个难题。再如,当初“小产权房”交易时,是经过村干部同意的,所以供需双方才敢于交易,现在上级政府重申禁令,指出“小产权房”是违法的,那么谁来承担责任?谁来承担交易后的损失?最后,如果一个村有若干件“小产权房”纠纷,涉及若干户农民和购买者的利益,怎么办?互相观望,要处理就应一视同仁,但这样一来,村里就不安定了。结果,依然悬而未决。所有这些,都是土地确权工作开展以前就产生的纠纷。土地确权之后,农民有了房产证,对于他们处理宅基地上自建的房屋,包括自主转让这些已有产权的住宅,多数人认为可以这样做。当然,有人持不同意见。有的地方采取如下的对策:不再提“小产权房”问题,而只问农民自建房屋所占用的土地是否本人的宅基地。如果建房的土地确实是农民自己的宅基地,并且符合“一户一地一宅”的原则,那么就不再限制农民住宅的流转了。这是因为,转让这样的个人住宅,并不损害他人的权益,何况还能缓解城镇住房紧张和供给不足的问题。

  
第二,城市人均收入与农村人均收入之间的差距缩小了。例如,嘉兴市的汇报明确地讲:在土地确权以前,城市人均收入与农村人均收入之比是3.1:1,土地确权以后调查的结果是1.9:1。为什么会缩小那么多呢?我们在农村开座谈会时,听到有的农民说:”土地确权了,我放心了。一方面,我扩大了种植业、扩大了养殖业。另一方面,我宅基地的旧房子拆掉了,盖成几层楼的新房。”我们调研时去的那个村子,都盖了四层楼。我当时问了一位农民:”你住得了吗?”那位农民回答:”家里人少,我只住一层就够了。第一层出租,租给别人开店,开作坊,另外两层,价钱不一样,他愿意租哪一层就租哪一层。这样,我就有房租收入了。另外,土地确权以后我不怕了,土地流转以后我可以到外面去打工。”所有这些都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在缩小。

第三个例子,农产品(7.80, -0.13,
-1.64%)销售市场,出售农产品的是单个农户、牧户,他们的力量是弱的,而收购商、大超市,或者食品加工企业是强势单位,你斗不过它。西方国家是农民组成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到荷兰、丹麦、新西兰考察过,它的农业合作社的联社力量极其壮大,它有车队、有船队、有仓库、有冷藏库、有码头。中国的农民合作社刚成立,都是以村、以乡为单位的,联社现在还没有开始。

   今后,国有企业应一律按法人治理结构来管,因为它们已经是股份制企业了,有些已经是上市公司了,是独立的市场主体。

再说低层次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应该一律按法人治理结构来管。因为你已经是股份制企业了,你已经是上市公司了,法律把你管住了,法人治理结构有股东大会,有董事会,有监事会,还有一套体制,你国资委凭什么来管,说不过去的。如果国家要控股,就投入股份。

   ★”引导优势民营企业进入军品科研生产和维修领域”。

另外,在实行福利制度的同时创业精神不能下降,任何国家都要有创业精神、创造精神,没有这个经济就停了,就变成懒汉了,这样社会还能发展下去吗?

   国有资本体制改革分两个层次:高层次的是国有资本配置体制的改革,低层次的是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

国有资本体制改革分两个层次。先谈高层次的问题。国资委今后如果存在的话,不要管企业了,你管资源配置,国资委下面设立若干个专业的、综合的国家资本投资基金公司,他管控股,管股权的增加和减少,哪个部门是短缺的,哪个是新兴产业,我要增加投资,产能过剩的,效益不好的,撤走。

  
近年来,我对产权改革问题比较关注,这里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有关精神,谈谈有关产权改革的几个问题。

第四,教育制度的改革。教育制度关系到初次进入市场者的工资待遇情况,在中国,由于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或者城乡二元体制,往往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城市人均教育经费多,农村人均教育经费少。即使是义务教育,农村的校舍差、师资差、设备差,学生学习质量不高,所以农村的孩子读完初中以后不想升高中。初中毕业找工作他能找到什么好工作?简单的、重复性的体力劳动。这种情况下在西方叫做二元劳动市场,他在低等的劳动市场干活,这种情况,慢慢就会在中国社会上形成社会阶层固化,或者叫职业世袭制。

  
资源配置效率与生产效率的意义不同,对宏观经济来说可以更有效。资源配置效率会带来两个观念变化。一个观念变化是:过去经济工作中,管融资的企业职员,从事人事组织工作的职员,从事宣传工作的职员和做行政管理的职员,都被看成是非生产人员。他们不在生产第一线,生产效率跟他们没有关系。资源配置效率提出后,情况就变了–管融资的人,使资源得到更好的配置;管人事组织工作的人,把人力资源配置到最佳位置;做宣传工作的人,调动了每个工作者的积极性;做行政管理的人,把物质资源跟人力资源更好地结合在一起,可以使效率提高。这样一来就不能认为,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员与效率提高是无关的。另一个观念变化是:对资本市场、产权交易市场的看法改变了,它们都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最佳场所。因此,要发展资本市场、产权交易市场,这是有利于资源合理配置的。

近日,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的新著《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新书发布会举行。在当日的主题演讲中,厉以宁谈到了自己在本书中关注的几个重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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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城乡一体化和城镇化

   决定精神

2、土地确权

  
当前,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还没有完成,对国有企业行政干预太多。《决定》指出:”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今后,国有企业应一律按法人治理结构来管,因为它们已经是股份制企业了,有些已经是上市公司了,是独立的市场主体。

去年11月下旬,正是十八大结束以后不久,我带领政协经济委员会的调研组到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三个市下面的县做了土地确权的调研。令我们全组调研人员非常吃惊的是,一走进村子满地都是炸完的炮仗。我们经过调查、座谈,听取市政府的汇报,土地确权的确要大变革。第一,农民土地确权后心里踏实了,不怕别人随意地侵占。农民土地流转现在为止非常少,为什么?如果土地入股,怕入股以后土地就归你了。土地确权以后,入股了土地还是我的。

   决定精神

中国的国情是老城区,加新城区,加新社区,老城区就是现在历史上形成的城区,要改造,把工业污染的企业迁走,把棚户区拆迁,把商业、服务业搞好。房子拆迁以后盖新的,成为适合人居住的居民区。在城市周围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物流园区做成新城区,新城区要有居民,要有民营企业,要有个体工商户进去。

  
《决定》中的这些规定,对于推进农村改革、进一步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农村改革从哪里启动?最重要的环节在哪里?我认为,就是土地确权。去年党的十八大结束后不久,我带领政协经济委员会的调研组到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三个市下面的县做了土地确权的调研。令我们全组调研人员非常吃惊的是,一走进村子,就看到满地都是炸完的鞭炮纸屑,当时农村里那种热烈的庆祝情景就跟当年土改完成时一样。我们经过调查、座谈,听取市政府的汇报,感觉土地确权的确是一场受农民欢迎的大变革。

非均衡分为两类,第一类非均衡是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非均衡,主要是市场不完善存在着垄断等而形成的。中国的非均衡主要是缺乏市场主体。因为产权不明晰,产权没有界定,没有产权的界定当然就不会有真正的市场主体,所以当时我提出的主要是股份制的改革。另外,股份制是明确产权最有效的办法,只有产权明确了,市场主体才形成,这样才能走市场经济的道路。

   决定精神

户口的一元化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在中国大概分两条路走,一条路,大城市可采取上海的积分制。分区推进条件成熟了,一个社区一个社区推进,不要积分,双轨制。最后,农民工的市民化成为重点。农民工跟城市人一样待遇了,但农民继续存在,从事农业,包括家庭农场主、家庭养殖场主,包括打工的,都是农民,农民是他们的职业,但是他的身份跟城市居民一样了。

  
这些规定对于我国今后的国有资本体制改革将产生重要影响。一般说来,国有资本体制改革分两个层次:高层次的是国有资本配置体制的改革,低层次的是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决定》指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因此,不妨可以这样改革:国资委下面设立若干个专业的或综合的国家投资基金公司,负责国有股权的增加和减少:哪个部门是短缺的,哪个是新兴产业,要增加投资;哪个是产能过剩的,哪个是效益不好的,把国有资本撤走。这样,资源配置的效率就能提高了。

厉以宁:中国经济双重转型的五个问题

永利游戏 1

新社区是中国的特色。现在各地已有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已经有些居民楼,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让它进一步再发展。第一,园林化;第二,循环经济化,绿色经济;第三,公共服务到位,各个公共设施建立;第四,城乡社会保障走向一体化;第五,从村镇管理变成社区自治,这就是方向。到了这个时候,农村就跟城镇一样了,是未来的新的城镇。很多地方都在实行这样的一种方式,因为农民在当地就融合了。

   福利刚性非常重要。中国一定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不要去攀比。

1、非均衡经济中的市场主体

   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仍然需要推进产权改革。因为不妥善解决农民的产权问题,不继续解决剩下的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问题,我们的市场经济就很难发展成为有效的市场经济。

中国这么多农民,照理说都应该是市场主体,但因为产权没有界定,农民实际上没有产权、没有财产性收入,所以中国产权改革尚未完成。不把剩下的国有企业的问题解决,我们很难成为有效的市场经济。

★”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4、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既不是”国进民退”,也不是”国退民进”。它们的目标是双赢,当然,双赢的目标现在还做不到。因为它们还不完全是独立的市场主体,所以今后要有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要有民营企业体制转型。

西方发达国家当初的城镇化跟工业化是平行的,城镇化的同时就是工业化,工业化的同时就是城镇化。西方已经反映出来城市病,就是城市变成污染源,城市变成贫民窟,这样就变成了反城市化。什么意思呢?有钱人从城里迁出进入郊区,而穷人继续在城里,这样城里失业增长、自然破坏等等。中国不能这么办,中国现在的城镇化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是51%或52%,但这并不等于有城市户口的有这么多人,因为其中有很多是来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的农民工,如果把农民户籍刨掉,中国的城镇化率可能只有百分之三十几。美国的城镇化率到90%以上了,西欧在80%左右,再过10年左右我们的人口14亿多,假定有80%是城里人,现在的城市是6亿多人,再加5亿多人进城,城市会变成什么样子啊?土地够吗?淡水供应够吗?人们没法生活下去,生活质量将大大下降,所以中国不能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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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第三个好处是什么呢?这些农民感到土地确权之前要重新丈量,丈量以后发现现在的统计耕地增加了20%。怎么会耕地增加20%呢?我们座谈会上就说了,第一个原因,当初承包制开始的时候,因为现在的确权是在承包的基础上,承包制开始的时候好地一亩算一亩,坏地两亩折算一亩。经过30年的承包,农民精耕细作,土地质量相距不大了,所以这次土地重新确权测量的时候一亩算一亩,土地就多了。第二,过去土地都分成小块的,田有田埂,割成小块,用牛耕作,田埂刨掉不算地,田埂两边挡住太阳的地方不算地,现在田埂都撤掉了,用拖拉机了,田埂里边都算地里面了。第三个原因,当初要交农业税,所以地要少报一点,一亩三分地都少报一点,家家如此。现在不同了,农业税没有了,现在土地刚丈量完大家都实报,没人少报,因为少报吃亏。

   2.关于土地确权:农村改革最重要的环节

现在一些人认为,二次分配更重要,二次分配便于以富济贫。或者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同样重要。我的观点很明确,初次分配更重要。什么理由?举个例子,农民没有产权是初次分配不到位的表现。第二个,劳动力市场供给方多是些农民工,多是城市的中下层的老百姓。他们单个进入市场,是弱势。求方是大企业、大事业单位,在劳动力市场招人。供求双方力量对比是不对称、不平等的。大企业力量强,工资多少由它说了算,弱势群体你没有发言权的,这种情况不改行吗?

   ★”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

另外,每个民营企业产权必须清晰,产权必须界定。

  
★”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因为在中国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这个是我们改革要破除的。城乡居民权利不平等,就会产生户籍的歧视,差别对待。所以,城镇化最后是要实现城乡一体化。

   关于民营企业改革问题,我提出不用”体制改革”这几个字。因为用”体制改革”会引起误解:民营企业会误以为是要国有化!我提出用”体制转型”。所谓体制转型,是指民营企业的产权必须清晰,必须界定。

二次分配也重要,但在中国目前二次分配最要紧的是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福利刚性非常重要,在中国一定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不要去攀比,国外有这种福利我们干吗不有?那个城市有我干吗不有?各地有各地的情况,量力而行。

   当前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重点要考虑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基于中国的国情,我们的新型城镇化应该是: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

第二,我看到一个现象,城市人均收入跟农村人均收入差距缩小。嘉兴市的汇报明确讲,在土地确权以前,城市人均收入跟农村人均收入之比是3.1:1。土地确权以后,调查的结果是1.9:1。为什么会缩小呢?在农村开座谈会,农民说土地确权了,我扩大了种植业、养殖业,这是一方面。第二,农民把宅基地的房子都拆掉了,我们去的那个村子都是盖四层楼,我说你住得了吗?他说,自己只要住两层就够了,其余的出租,有了房租收入。另外,土地确权以后我不怕了,我到外面去打工。

  
中国的产权改革到现在为止尚未完成。为什么呢?虽然国有企业进行的产权改革相当有成就,但是还不彻底,还要继续努力。另外,从全国范围看,广大农民的产权至今没有明确界定。这么多农民,他们作为种植者、农产品(8.50,
0.00,
0.00%)的销售者,照理说都应该是市场主体,但因为产权没有界定,农民实际上并没有产权,从而没有财产性收入,所以到现在为止仍算不上是真正的市场主体。

3、国有资本体制改革

厉以宁 (进入专栏)
 

   4.关于民营企业:产权必须清晰,必须界定

  
贯彻落实《决定》的精神,一个很重要的实践问题就是产权界定问题。因为没有产权界定,就不能形成真正的市场主体,就谈不上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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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关于国有企业:行政干预太多

  
第一,农民心里踏实了。对于土地确权,农民说:”我们不怕别人随意侵占土地了,他不敢!承包地的经营权、宅基地的使用权、宅基地上房屋的房产权都已经明确了,他能够随便圈我的地吗?能够不经过我们同意就把房子拆了吗?他不敢!”土地流转,也使农民心里踏实了。要知道,农村土地流转到现在为止还很少。因为以前如果农民用土地入股,他们会怕入股以后土地就归别人了。现在不一样了,土地确权以后入股,农民的股权有了保证。土地出租以后产权不变,所以农民放心了,踏实了。

   1.关于产权:没有产权界定,就谈不上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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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

   关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我的一个基本思想是:初次分配是重点。这跟现在一些人的看法不同。有的人认为,二次分配更重要,二次分配便于抑富济贫。也有的人认为,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同样重要,应两者并重。我的观点很明确,初次分配更重要。

   ★”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

   ★”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

  
土地确权将来对农业大有希望。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推行家庭农场制。这次三中全会《决定》也明确提出:”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这也将会给农村带来一些大变化。现在,世界上只有西欧、美国、加拿大有真正意义上的家庭农场制,我们中国还没有。将来中国要推行家庭农场制,要提高家庭农场主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还要懂经营,要采用规模经济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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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产权改革和非均衡经济中的市场主体,我在上世纪80年代末写作、90年代初出版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一书中有所论述。其实,非均衡是一个普遍现象。非均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非均衡,主要是市场不完善和存在着垄断等情况而形成的;另一类是中国这样的非均衡,即除了市场不完善以外,还缺乏市场主体。为什么会缺乏市场主体呢?因为产权不明晰,产权没有界定;没有产权界定,当然就不会有真正的市场主体。所以我当时提出的主要观点是股份制改革。我认为,股份制是明确产权最有效的办法,因为只有产权明确了,市场主体才能形成,这样才能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

  
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突出强调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什么强调资源配置呢?经济学中原来所讲的效率是生产效率。生产效率多年以来一直是一个传统的概念,着重点是生产单位的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一定的投入下,产出增加了,表明效率提高了;一定产出下,投入减少了,效率也提高了。这就叫生产效率。20世纪30年代以后,经济学中开始出现了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效率是另外一个意义。假定投入既定,用A方式组合生产要素,配置资源,可以产生N效率;用B方式组合生产要素,配置资源,可以产生N+1效率。这就表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了。所以,一定要重视资源配置。

   决定精神

  
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仍然需要推进产权改革。因为不妥善解决农民的产权问题,不继续解决剩下的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问题,我们的市场经济就很难发展成为有效的市场经济。所以,《决定》指出:”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这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

  
第三,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就是耕地面积增加了。这是因为:土地确权之前,要重新丈量,丈量以后发现耕地面积增加了20%。怎么会增加20%呢?主要有如下原因:一是当初承包制开始的时候,土地质量差别大,所以在承包制开始时,好地一亩算一亩,坏地两亩折算为一亩。经过30年的承包和农民精耕细作后,土地质量差距不大了,所以这次土地确权前重新丈量时,都是一亩算一亩,这样土地就多了。二是过去土地都分成小块的,有田埂,用牛耕作。重新丈量土地时,田埂扣除不算耕地,田埂两边挡住太阳的地方也不算耕地。现在,田埂都拆掉了,农民用拖拉机了,于是耕地也就多了。三是当初农民要交农业税,所以村里对于耕地基本上都是少报。比如,一亩三分地报一亩,家家如此。现在不同了,不用交农业税了。而且,土地刚丈量完毕,大家都实报,没人少报,因为少报吃亏。少报土地,土地入股后股份少,土地出租面积少了。所以,大家都实报。这样,重新丈量后,耕地增加了20%。农民都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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